皎如犹皎然，明察之貌。

并译为：不能恒久保持其德行而朝三暮四，则或受他人之辱。（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②如郭沫若就认为：《易经》的观念就根本是阴阳两性的对立，一切万事万物都是由这样的对立而成，八卦是四对相对立的现象，六十四卦又是三十二对相对立的事物，宇宙充满了矛盾…这样便产生出变化。〔21〕210可见，六三爻辞要求统治者不可滥用刑罚，否则会激起民怨甚至反抗，但是并非不能用，是一种德刑并用、慎刑的思想。〔26〕周炽成：《略论法家的智性传统——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载《学术研究》2004年第2期。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包括易学在内的国学研究曾一度衰落，但近些年来易学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一道逐渐成为了显学。先秦时期是中华民族的最早一个大变动时代。

商鞅认为：夫刑罚者所以禁邪也，而赏者所以助禁也〔23〕81。〔18〕109可见，他是承认人们的道德情感，肯定社会秩序和儒家的主要道德原则的，只是将其置于法治体系之下〔24〕44。与犹太—基督教式的创世论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没有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上帝。

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中国有自己的语言学与语言哲学的传统。人在天地之中，深切体认了宇宙自然生机蓬勃、盎然充满、创进不息的精神，进而尽参赞化育的天职。爵当贤则贵，不当贤则贱。我们有自己的解释学传统，我们的经学、子学、佛学、理学中都有自身的解释学传统。

哲学是人们关于宇宙、社会、人生的本源、存在、发展之过程、规律及其意义、价值等根本问题的体验与探求。三、研究中国哲学的方法论 张岱年、冯契、萧萐父、庞朴、汤一介、傅伟勋、韦政通等有关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论著极有启发性。

当然，中国有盘古开天的故事，西南少数民族有类似传说，但基本上是晚出的，公元3世纪才有最早记载，可能与印度传来的创世神话有关。吕大钧、大临兄弟建立的乡约、范仲淹首创的义庄，同是地方性的制度，也同具有以礼化俗的功能。传统中国绝非由政府包打天下，而主要靠血缘性的自然团体及其扩大化的社会各团体来治理社会，这些团体自身就是民间力量，它们也保护了民间社会与民间力量，包含家庭及私人空间。今日在中国，中西哲学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外王事功，社会政事，科技发展，恰恰是人之精神生命的开展。《康诰》曰：‘作新民。中国思维有两大特征，一是整体观，二是阴阳观。然而中国哲学的宇宙论是生成论而不是构成论，他们认为，世界不是宰制性的建构，而是各种主体的参与。

正如汤一介所言：普遍和谐的观念是天人合一的基本命题和体用一源的思维模式的产物，包括了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自身内外身心的和谐，是儒、释、道三家共同的思想旨趣。具体地说，中国哲学关注的若干向度：一是人与至上神天、帝及天道，人与自然或祖宗神灵，即广义的天人、神人关系问题。

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由此产生了真善美统一的人格理想，视生命之创造历程即人生价值实现的历程。

长期以来，在西方，一元外在超越的上帝、纯粹精神是宇宙的创造者。又起到慈善机构的作用，救济贫弱，支持农家、平民子弟接受教育等。我们做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学生有着更加繁重的任务，就是必须对西方哲学，对海内外的现有成果都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加以细致的研读，否则根本谈不上创新。实际上，普遍性愈大，它所能概括的特殊性和个体性则愈小。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秩序的建构，靠的是礼治。我们认为，凡是思考宇宙、社会、人生诸大问题，追求大智慧的，都属于哲学的范畴。

相反，任何地域、民族、具体、特殊的精神资源中都有其普遍意义。牟复礼说：中国没有创世的神话，这在所有民族中，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原始的还是开化的，中国人是唯一的。

易则易知，简则易从（《系辞上》），善于在变易中把握不易的简易原则。中国哲学是气的哲学而不是原子论的哲学，气的哲学昭示的是连续性的存在，变动不居，大化流行，生机无限。

同时，在历史的陈述中就寓含有褒贬即价值评价。中国化的佛学各宗派与宋明理学，特别是朱子学与阳明学，又陆续传到东亚，深刻影响了东亚与全世界，成为东亚走上现代的内在精神资源。

儒家并不脱离生活世界、日用伦常，相反，恰恰在庸常的俗世生活中追寻精神的超越。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自上世纪20年代前后诞生以来，已经有了一百年的历史。儒家的理想人格是成圣人、贤人、君子，道家的理想人格是成真人、圣人、神人、至人、天人，佛教的理想人格是成菩萨、佛陀，他们的修养要旨表明，生活在俗世、现实之中的人，总要追求一种超脱俗世和现实的理想胜境。礼乐文化不仅促进社会秩序化而且有谐万民的目的，即促进社会的和谐化并提升百姓的文明水准。

古代辩证思维发达，这属于理论思维，包含了抽象过程。西方理性主义的主要特征是人有抽象和演绎的理性能力。

中国人以仁义为最高价值，崇尚君子人格，肯定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弘扬至大至刚的正气，舍我其谁的抱负，乃至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的做个人，強调人人都有内在的价值与不随波逐流的独立意志，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气概，守正不阿，气节凛然，甚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个实践是实现理想、实现所知的过程，又是检验所知的标准。

明季以来，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的双向互动，已有了四百年。儒释道与宋明理学可以救治现代人的危机，如前所述，它强调用物以利用厚生，但不可能导致一种对自然的宰制、控御、破坏。

并没有一个普遍的西方的或世界的哲学，所有哲学家的形态、体系、思想都是特殊的、各别自我的。孔子、老子、《周易》、禅宗、宋明儒等都主张一种简易精神，强调大道至简。而‘思想力的培养，必须通过了解古人的、他人的思想，而始能得到锻炼、拓展、提升的机会。……他人及天地万物即在人之实践追问中构成意义，成为人实践追问所处的意义世界，中国哲学则名之曰人生境界。

哲学史是发展的、具体的。所谓天人合一，包含有经过区分天人、物我之后，重新肯定的人与自然的统一，强调的是顺应自然而不是片面征服、绝对占有自然。

今天讨论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我们反对不假反思地将西方哲学范畴应用于中国古代文本，我们也反对完全把中西哲学范畴看成是绝对对立、不可通约的。儒、释、道、宋明理学四大思想资源与思想传统，最根本处是做人，是强调人的德性修养。

中国人特重教育，强调教育公平，即有教无类，这为达到政治公平起了一定的作用。它强调人文建构，批评迷信，但决不消解对于天的敬畏和人所具有的宗教精神、终极的信念与信仰。